郎琦:家国定格光与影岁月留痕写传奇挂牌香港

发布时间 2019-11-20

  在吉林省乃至全国的摄影界,郎琦可谓大名鼎鼎。他是吉林省摄影家协会终身荣誉主席,是党在东北培养的最早一批红色摄影师之一。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影展并获奖,被中国摄影家协会、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分别评为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和“金路奖”终身成就奖等奖项。

  吉林省安图县,长白山脚下一个很偏僻的小镇,站在城东头喊一声,城西头便能听见,这就是郎琦的家乡。父亲郎文焕原在张作霖的部队担任连长,到了伪满时期由于部队改编,郎文焕便离开军队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,民不聊生,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。由于父亲的退伍,全家人的生活只靠微薄的积蓄已经难以维持,郎琦和弟弟只念了6年伪满小学便远离家乡到外学徒,以谋生计。

  经父亲朋友介绍,郎琦辗转来到延吉的一家兴隆照相馆学摄影,弟弟则到一家钟表铺去学修表。在初涉摄影的学徒阶段,要负责冲洗照片、送照片,还有一些其他的杂事。对那个照相馆的印象,郎琦老先生现在回忆说很是简陋,有些家徒四壁的感觉,一个照相机,一个木质暗盒。在那里,郎琦学会了修照片。那时所谓的修照片,不同于现在的电脑修片,就是用一个带窟窿的木头板,下面放一盏灯,把底片的玻璃片放在木头板上看,哪有毛病就用笔修。这种修底片的方式非常累眼睛,以至于现在郎琦先生眼睛的状况一直很差。

  转眼过了4年艰苦的学徒生活,郎琦和弟弟回到了家乡。苦难没有停止,生活又给了他们致命的一击,父亲、母亲得了急病,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。无父何怙?无母何恃?只剩下他和弟弟相依为命,“房无一间,地无一垄”,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
  1946年,郎琦带着爱人和弟弟一起加入了中国的队伍——杨靖宇支队。为什么这支队伍叫杨靖宇支队呢?因为当地人并不完全知道,但都知道抗联英雄杨靖宇和李红光,于是就借用了他们的名字成立了杨靖宇支队和李红光支队。1946年3月,郎琦随杨靖宇支队到了通化,在司令部当文化教员,主要是协助指导员管理“五大员”——司号员、警卫员、炊事员、通信员、饲养员,还参与了通化地区的红土崖土地改革,搞“二五减租”。1948年,东北民主联军(后来并入第四野战军)分成了很多纵队,郎琦当时是在十纵队,而弟弟则是在三纵队。在此期间,郎琦接到部队命令,被选派到哈尔滨学习摄影,这个摄影训练班是由东北军区委托东北画报社办的,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4个月,但对他此后的摄影生涯却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。“摄影要表现啥?歌颂革命的先进,暴露敌人的罪恶。”老师的这句话,牢牢根植于郎琦心中。

  1948年8月,郎琦学习结束后直接返回原来的部队,也就是后来的第47军141师,正式成为了一名随军记者。当时部队给郎琦配了一部苏联的卓尔基相机,由于买不到胶卷,需要用电影胶片自己做胶卷。郎琦就是用这部“卓尔基”拍摄了辽西战役——东北最后一次战役,在大虎山和黑山的阻击战,还用它拍了东北全境解放,部队入关的照片。郎琦的代表作品之一——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北平仪式》,也是用这部相机拍摄完成的。同一年,郎琦的女儿郎慧出生,而郎琦的爱人也因为身体的原因,在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便离开了部队。

  1949年2月3日,胜利雄师开进北平。郎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出的3名随军记者之一,负责拍摄北平入城式,见证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。

  清晨,北平人民挤满街头,迎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。在北平人民记忆中,1949年的2月3日是个红火的日子。在郎琦老先生的记忆里,也是他作为随军记者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定格。

  几位摄影记者坐着大卡车从西直门进入北平,那时候有一个“部队交换城防”,在西直门的军队一个排在那站岗,交接给解放军部队的一个排。现在想来,郎琦感到深深的遗憾,那时候没有望远镜头,事先也并不了解具体情况,郎琦归咎于自己当时太年轻,就那么几分钟,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这样珍贵的照片,而与摄影记者同行的拍纪录电影的程默则拍到了这段影像。挂牌香港(之全篇)!到了入城式那天,郎琦被准许到主席台进行拍摄,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,包括、罗荣桓、等人的影像。

  照片拍完后郎琦跟随《人民日报》编辑蔡若虹去人民日报社冲洗照片。那天的报纸版面是蔡若虹设计的,文字是当时华北分社主任李庄(原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)编写的。蔡若虹后来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,还给郎琦寄过一张照片,背后写着:“郎琦同志,我永远记得你!”那天见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一共刊登了15张照片,有13张是由郎琦拍摄的,在那个革故鼎新的关键时刻,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场景都被他真实地定格在画面中。

  正是因为在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了北平入城式的照片,郎琦的弟弟才知道哥哥还活着,这让已经失联许久的兄弟二人得以相见,但谁也想不到,这竟是两个人的最后一面,分开后弟弟的部队马上就南下了。郎琦还记得当时弟弟穿着缴获的军服,自己则刚刚换上新军装,俩人就这样匆匆一面,20分钟都不到,这一别,竟是天人两隔。如今谈起这些,郎琦老先生仍然满眼泪光。

  后来郎琦找到陶天冶(郎琦在东北画报摄影训练班同学),他和弟弟在一个师,希望从他那里得到有关弟弟的更多情况。而后辗转从弟弟原来的部队了解到,弟弟是359团2连的政治指导员,于1951年2月15日在朝鲜砥平里第四次战役牺牲。

  万里赴戎机,关山度若飞。郎琦细数着弟弟的人生经历,弟弟17岁从军,年仅23岁就牺牲了。他从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东北,凭着自己的双脚,一路打到零上三十摄氏度的海南,1950年5月解放海南岛。当年9月,部队就把他们调回到丹东。弟弟是1950年10月离开祖国的,当时还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军服。回想起这些,郎琦感到很难过,但也为弟弟感到自豪。他记得弟弟入朝时穿的衣服是带红线的,以至于他一段时间看见带红线的衣服就受不了刺激,痛苦不能自抑。后来郎琦自己赴朝鲜的时候,每到一个战地医院,就到附近的墓地,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看,希望能找到自己弟弟的墓。然而唯有夕阳西下,轻柔地覆盖了他沉重的步履和悲伤。

  1951年4月,郎琦作为47军141师随军记者入朝作战,开启了两次赴朝的经历。在朝鲜战场上,郎琦的相机从最初的“卓尔基”换成了后来的苏联基辅相机,那是一种折叠式、带皮腔的相机,很笨重。到了朝鲜战争时期,拍照的条件仍然很差,手里只有一台相机,依然没有望远镜头。不过比过去强的是,那时已经有胶卷用了,不用再自己动手卷胶卷。然而在战争年代,冲洗照片的条件更加艰苦,没有显影罐,也没有暗房,只有一个黑口袋。郎琦随军住在老乡家里,把窗户一挡,要来三个大碗,装显影液、定影液和水,把胶卷拿出来,再用手固定好。照片冲洗出来以后,放出一张张的小照片,就开始办展览。这些照片,主要是用来在部队进行宣传。那时候郎琦拍摄了很多反映部队生活的照片,那些照片带着浓浓的火药味,以军人的无畏和战争的残酷直逼人心。

  1951年5月,郎琦在朝鲜新幕因车祸负伤。当时朝鲜的公路路况很不好,山区里都是沙石路。晚上遇到飞机空袭,行驶的车灯就要关闭,摸黑在山路上行驶,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状况频发。当时郎琦乘坐的车关闭车灯突然翻到山沟里,车里的人都腾空飞了出去,郎琦的肩膀受了重伤。那时候伤员负伤后要先到兵站,再往后方医院转移。因为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消音器坏了,汽车马达声淹没了敌机来的警报声,一路上危机不断,险象环生。郎琦和受伤的战友们被送到10公里以外的西浦战地医院,然后大家再从这个战地医院分批转移回国。当时情况非常紧急,上级规定能行走的战士当天晚上都去车站,不能走的先暂时留下。当时郎琦同行的战友苗景阳腿断了,走不了路,郎琦便把苗景阳用车子推到车站,再用担架送上船,一起过了清川江。这时候,郎琦是伤病员第九队大队长。过江以后,伤员乘坐当晚的火车离开,但半夜开到定州的时候遇到一列往前线送兵的军车,火车停下来的时候,敌机便来了。大伙儿刚要下车,便听到郎琦预警高喊:“先别下,谁也别下!”后来,机关炮响了,照明弹下来了。郎琦觉得时机到了才让全体伤员快速下车。当时车上有一个团级干部带着警卫员没有下车,等大家返回车上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。

  经过一阵阵飞机的疯狂扫射后,天渐渐亮了,郎琦带着伤员返回被轰炸后还在呲呲冒烟的火车继续赶往回国的路。临行前,郎琦发现地下有不少牺牲同志的遗体,于是对战友们说:“九大队的同志们,这都是咱们的战友,把他们抬到车上,带回去吧!”几番周折,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丹东的接待站。当时,郎琦的爱人已经调到吉林市的医院工作,于是郎琦便要求回到吉林。郎琦回国就医的医院叫吉林市十二陆军医院,当时叫东大营医院。条件简陋,一个病房里住着好几十个人,但医护人员对军人百般照顾。

  1951年末,郎琦的身体刚刚恢复便再次返回到朝鲜战场。同年11月27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署名“人民志愿军摄影记者郎琦摄”的照片《美国空中强盗的下场》,就是他二次返回战场拍摄的。那天晚上,大部队行军,大家坐在政治部文化处的嘎斯卡车上。天上有月亮,郎琦还在想:“今儿晚上真好啊!”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,没多久飞机便扔下炸弹,疯狂扫射。部队的前车被打中了,郎琦从车上纵身一跃跳下去。因为当晚无法行军,郎琦只好随部队找到当地民宅住下。但当时朝鲜老百姓家的炕上已经挤满了人,郎琦只好到外面找一个角落,划拉些苞米叶子垫在头下当枕头,半夜几次被冻醒。

  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”。郎琦后来对诗词“残阳如血”“马蹄声碎”体会很深刻。太阳一落,郎琦和战友们很想家。尤其在冬天行军的时候,人家屋里透出的灯光,都让郎琦觉得分外温暖,而自己往往还不知道当晚要住在哪里。尤其是暮色添人愁,每到傍晚的时候,尤为愁煞人。

  1953年停战协议签署以后,郎琦由于当时身患疟疾,时热时冷,部队领导批准他回国接受治疗。1953年8月5日,郎琦来到哈尔滨一面坡的第二十九陆军医院治病。战争虽然结束了,但郎琦身上的创痛却伴随一生。他的肩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,现在穿衣服不能穿露肩膀的背心,因为里面的骨头会翘起来,穿背心就会刮到。那时条件艰苦,肩膀的手术是用不锈钢钢丝把肩部的骨头缠起来的。现在其实应当把这个钢丝拿出来,但郎琦不愿意再做手术了,就一直这样凑合着。如今郎琦受伤的胳膊是短一截的,穿衣服袖子也短一块。回国后,医院给郎琦开了“三等甲级残废军人”证明,随后便转业回到了家乡。

  1955年,郎琦回国之后又有了儿子郎平。说起儿子的名字,郎琦觉得,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两次战争,让人深深体会到战争带来的痛苦,他希望世界永远和平。郎琦总觉得自己对老伴很愧疚。参加革命这么多年,把老伴扔到后方,前几年老伴活着的时候还念叨说:“郎琦啊,战争年代你把我扔到后方,老了你还经常把我扔到家里自己去拍照片。”

  1953年12月,从部队转业后,郎琦被分配到吉林省总工会的吉林工人画报社。1958年,郎琦参与创办吉林画报社。在吉林画报社工作期间,郎琦的创作主要围绕吉林省的社会建设,以报道先进人物、先进事迹为主。其中,作品《六十年代第一春》最早发表于《吉林画报》(1960年4月号),原题为《适时早种夺取丰收》。后来入选1960年9月举办的东北三省摄影艺术展,《人民日报》于1960年12月12日将其作为此次展览代表性作品刊登。

  1973年,全国各地都在办“五七”干校,郎琦被图片社安排到吉林省开办的“五七”干校参加学习。郎琦是残疾军人,本可以不去“五七”干校,但他还是坚持要参加。宋振庭同志当时是“五七”干校的主管领导,他对郎琦说:“你愿意照相的话,来校部吧。”但郎琦不想搞特殊化,就这样一边劳动,一边拍照……《田间学习》《田间读报》这些反映“五七”干校生产生活的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拍摄的。

  离休后的这些年,郎琦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到了对长白山的拍摄。他第一次登上长白山是在1959年,当时拍摄的作品《沸腾的长白山》刊登在《吉林画报》(1959年第1期)上,算是最早拍摄的长白山主题作品。据郎琦自己考察:清朝时安图县的刘建封是第一个拍摄长白山的,而新中国成立后郎琦是第一个拍长白山的。他一直觉得,拍摄长白山,宣传长白山,归根到底,是对家乡的热爱与责任感。最初拍摄长白山的时候,山上没有地方住,郎琦便经常和搞冰雪训练的运动员们同吃同住。郎琦记得,那时候山上的雪很深,经常要走几十里,也就是从那时候郎琦开始了长白山的拍摄之旅。

  1980年,郎琦在长白山拍摄的《秋》在第32届新加坡国际摄影展览会获得美国摄影学会颁发的金牌奖。提到这个国际大奖,很多人以为那是一幅风光照片,但实际上是郎琦拍摄的一组长白山水文站的专题照片《水文尖兵》中的一幅。在这幅《秋》的作品中,有两个人背包上山,他们是水文员,在长白山地区到处巡回。为什么要拍两个人背着包向上走呢?主要是想体现一种克服困难、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。在这张照片里,环境烘托了主题。“秋”这个标题给人以无限的遐想,郎琦觉得一张照片能写出一篇文章,才是好照片。拍摄《秋》的时候,将背景选择为岳桦也是因为觉得岳桦树很顽强,它可以长到石头上。长白山山高风大,把岳桦吹倒,但它仍然能够倔强地顺势而生……杜鹃也可以迎风傲雪,不屈不挠,郎琦力图通过这些植物来反映人物的性格,环境和人物互相烘托,相得益彰。后来,《人民日报》为此发表文章《勇攀世界摄影高峰》,意味着中国年轻的摄影艺术从此走向世界。

  提到航拍,现在我们会想到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实现拍摄目的,但在过去,高空拍摄是十分困难的事,对摄影人更是一种挑战。1980年,郎琦的作品《飞机灭虫》(原来叫《林海银鹰》)获得“绿色宝库”摄影艺术展一等奖。这幅照片是1979年在老爷岭附近拍的。当时郎琦和同事一起去拍森林防护、飞机洒药的照片。但是拍飞机直来直去的飞行没有新意。经过反复观察,郎琦发现飞机从两座小山中间飞出来的画面很好。但那个年代找不到第二架飞机,无法用飞机辅助航拍,而且也很难找到比飞机更高的点来拍摄。于是郎琦翻越了几座山,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山头,和机组人员约定飞行时间,飞机一转弯,就拍到了。

  真正实现航拍的想法,是在拍摄《云涌长白》这部作品中形成的,这部作品还被美学界称为有“独特的崇高美感和神奇境界”,达到难以企及的美学高峰。1985年,中央民委要出一系列少数民族画册,当时郎琦是这套画册的编委,也是吉林省卷的主编,为了完成好这项任务,郎琦萌生了航拍长白山的想法。但因为长白山地处国境线公里之内不许飞机起降,于是郎琦通过省政府分别给外交部和总参打报告,申请在最适宜拍摄的10月份拍一个月。现在回想起来,有很多佳作皆为偶得,《云涌天池》就是其中之一。第一次拍摄是在10月16日,直升机从敦化起飞,人坐在机舱门旁边,当时没有安全带,用绳子绑着,郎琦拿着哈苏相机拍了几十张。10月30日,原本觉得拍得不错的郎琦想再拍一次,刚好当时哈尔滨的林业部门也想航拍长白山,但苦于没有许可,拍不了。于是郎琦便说:“你们出飞机,我出证明。”那天早上,天气晴朗,但起飞前出了个小麻烦,原沈阳军区不同意飞。经过一番争取,飞机到9点多才起飞。没想到,飞到天上一看,云起来了,拍出来效果反而更好,成就了《云涌天池》这幅作品。

  《秋》获奖之后,对长白山的宣传产生了很大影响。起初郎琦是从旅游的角度认识长白山的,认为拍好它,能够推动吉林省旅游事业的发展。但是慢慢地,郎琦觉得好的风光摄影应该是爱国主义教材。虽然爱国是抽象的,但祖国山河是具体的。风光摄影,不应把它仅仅看成是游山玩水的纪念照。

  1999年,郎琦胃癌手术,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,郎琦的儿子郎平也去世了,人生陷入低谷。这时候,时任吉林省副省长的魏敏学找到郎琦,他说:“郎琦同志,我们想出本长白山画册,请您支持。”郎琦说:“宣传长白山,让中国人和全世界都知道,长白山是中国的,这有深远的政治意义。”从那时开始,80多岁的郎琦又重新拍摄长白山。由于胃切除五分之四以后每次只能少量进食,他经常兜里揣个娃哈哈奶,带两个鸡蛋,便上山拍摄了。

  如今90多岁高龄的郎琦每天都会整理照片,总结自己的摄影生涯。郎琦觉得摄影会越来越受欢迎,一方面是因为摄影是形象记录的工具,它记录的是视觉形象,表现的是我们内心的东西。另一方面,它可以记录我们的历史,记录变化。现在生活节奏特别快,很多东西应该及时记下来。要拍出好照片必须要深入生活,将艺术和时代结合起来。

  光影绘就史诗,图像讲述传奇。在战争时期,除了浴血奋战的军民,还有冲在战火前线的军事摄影记者,郎琦就是其中之一,他用相机定格硝烟弥漫的战场,画面背后记录鲜为人知的故事。

  岁月虽然洗去了战火硝烟,但那段历史的光影早已凝固在人们心间。郎琦就像是一个记忆的戍守者,用摄影讲述家国历史和个人情怀,用摄影传达出奋发昂扬的精神和饱含生命观照的人生状态。苍龙日暮还行雨,老树春深更着花。临近百岁,光影一生,他所从事的摄影生涯,就是璀璨人生的最好注脚。(陈耀辉)